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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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13 论文中国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90年代初中期，有的调查已经涉及到“浙江村”里的幼儿园，有些南方报刊也有关于深圳郊区的“铁皮房”识字班的报道。但是，那时的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这些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也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突出而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著名的流动儿童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社会问题的象征。国内多家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若干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也有长篇报道。可以说，对于这个学校的最初报道，启动了大众传媒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关注。循此线索我们联想到在北京肯定还有一些这样的学校，于是便有了后来课题组关于这1百多所学校的寻访调查和组织的一系列援助活动。近两年，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吸引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介入援助活动的海内外慈善机构也越来越多。当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方面重视的时候，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来越临近了。我们由此而感到振奋。
在研究者来说，流动儿童问题是现实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新课题。90年代后期以来，流动农民中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儿童问题的突出使得流动从根本上超越了“劳动力流动”的意义：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相对于流动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一个派生的部分，但是，这个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成长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更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使他们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安于现存的城乡体制，也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憧憬与的冲动，而他们在城市里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将决定他们努力的方向。儿童问题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或者说，在儿童面前，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面前，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流动儿童问题，不仅呼唤义务教育体制调整，而且呼唤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课题组于1999年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调查，总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2000年6月，课题组在北京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区——丰台、海淀、朝阳抽样调查了619名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了解其子女教育问题。在2000年大部分时间，课题组组织了一系列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和其它援助活动。本研究报告主要依据以上调查和援助活动。
一流动儿童的生存和受教育状况
在北京的居民区、到处可见农民开的卖菜的摊子，卖菜的大人的身后，经常可以看见有5、6个3-5岁的儿童；他们是中国的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在目前尚未消除的城乡壁垒下，他们有的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也有相当一部分就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伴随着中国的民工潮，他们出生成长，并面临着充满变化的未来，户籍制度及由此而来的身份差别、城市繁荣的诱惑与拒斥，在他们眼里是如何反映的，在他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她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受教育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些问题，是本报告试图回答的。
1北京流动人口子女群体规模
北京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地位，导致城市服务业的不发达，所以北京的流动农民的进入是独特的，比较典型的有浙江村那样的产业-社区型进入，即把家乡的一种成熟的小工业生产体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另外一种是城市服务功能补偿型的进入，在北京人不爱从事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餐饮业、日常菜品供应业、零售业，农民迅速进入并且填充了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进入方式在流动形态上有别于珠江三角洲由于工业化对农村廉价劳动力大量需求所产生的农民流动，也有别于另一种规模较大的进入方式：建制式流入—如建筑工人、保安人员等。产业社区型流动和城市功能补偿型的流动在流动形态上的突出特征是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比例比较大，因此北京的流动儿童问题也就特别的突出。根据课题组在2000年6月针对有学龄子女的打工者所做的调查，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共有903个子女。性别构成中男女比例为1.41:1。在北京出生的占11.4%。在老家出生的占88.0%。现在在北京的比例为31.7%，(其中家乡出生，带到北京来的比例为20%左右)，打工者的子女大多数仍然在家乡。初步估计北京的流动儿童群体总数在15万人左右。其中学龄的儿童大约有10万人左右。如果以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为二代移民的定义，这一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10%左右，如果不论出生地，以现在在城市计，则二代移民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30%。考虑只有真正的在城市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才可以称作二代移民。由于缺少长期跟踪监测的过程，二代移民仍然是一个很难界定的群体。
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上海，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外来人口已达387.11万人，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有305.74万人，以家庭形式在沪居住的占总量的61.8％。这里面也一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对于流动儿童的研究，最受瞩目的首先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受教育问题，其次是作为一个城市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
2流动儿童的内心世界
对于流动儿童—边缘人的第二代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心理轨迹的变迁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代人价值系统、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不同于上一代,在这里存在着两种观点：
其一，第二代和第一代相比，可能会趋于激进，并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其二，与主流社会成功融合。（据秦晖先生、蒋达勇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两种情况都还是基于异域理论基础上的一些探讨。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群体边界和主导心态尚不明朗。
在课题组1999年的打工子弟学校调查中，我们翻阅并收集了大量学生作文。在这些作文中，孩子们写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活的认识。他们对家庭、对父母、对流动生活、对社会、对自己、对学习、对打工子弟学校等等的态度和认识，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灵世界，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们把这些作文分类整理，记录在下面：
(1)孩子与父母。农村流动人口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是“户籍”农民，却又是“编外”市民。他们的孩子也是不同于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一群，虽然他们在户籍上仍是农村人口，但他们比纯粹的农村儿童更多的经历了“城市生活”，而他们的城市生活又绝不相同于纯粹的城市孩子。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他们比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经历得更多，也更早熟。通过他们笔下的家庭生活，可以更近距离地看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生活原貌。家庭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和父母的辛劳。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累得他们还没40岁，就满脸皱纹，皮肤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岁。我们生活得虽然是苦了点，但是生活得特别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肉包水饺，妈妈就买了点油条包水饺，没有钱买月饼，爸爸就用给他买鞋的钱买了点苹果给我们吃。虽然我们没有吃到肉水饺，没有吃到月饼，但是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
也许越是在这样的家庭，孩子越认识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够培养起对父母的感激家庭的责任感。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话，“我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报答他们”，“我想，我长大了，要赚很多钱养爸爸和妈妈”，“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烧饼，送完了烧饼就要做，手不停脚不住。每当我爸爸妈妈做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真想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想把这句话一直留在心里。爸爸妈妈，你们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长大了一定要把你们的养育之恩一点不漏地报答你们。
(2)孩子与学校。
相对于其它社会群体，流动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流动生活便也反映在孩子的思想中，孩子们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为了赚钱才来北京的”，“由于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收入太低，总共不到200元，便来到北京打工，我也被迫转学，来到了这个特殊的学校。”家庭的流动使这些孩子的教育过程也具有了流动性，而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在教育上做更多的选择，许多孩子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缀学经历，而至今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徘徊在城市的校门之外，从下面这篇作文片段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孩子曲折的就学过程：
“……我姑姑在北京，后来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不上学，找不着学校，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了，差不多得二、三万。后来我们听人说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我们就到学校去跟校长说，校长不同意，我妈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学。……过了一个学期，该上六年级了，我又来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小学跟校长说，后来校长说考试能考上就能念，最后我考上了就在这念书了。我妈妈和爸爸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好好学习。”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学习的机会是得来不易的，他们的天然受教育权利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取决于社会能不能允许和提供给他们机会。
(3)孩子与社会。
流动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缺乏规则，也没有稳定感，对成人来说这种生活就是忍耐和拼搏。而孩子们首先要摆脱的是被歧视感和漂泊感，他们的人生观中有着极强的个人奋斗色彩。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和认识不同于那些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们，在他们这里，粉饰的太平黯然失色。处于这种生存环境中的孩子，自小就形成了对社会的独特体认，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公平。”有的孩子甚至说：“我恨我们那里的领导。”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批判认识直接出自于他们所实际感受的社会生活，这比任何宣传教育都更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头脑，在这些孩子的作文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内容：
“我的家是很贫穷的，前几年穷的连饭吃都没有，这几年还能吃上一碗饭，因为爸爸和妈妈都来到了北京。”“我爸爸在老家是个种田人，就靠着几亩地过日子，生活越来越艰难，就来到了北京。”
“随着改革开放，党的政策好，我们的学费越来越多。”
正由于此，流动农民怀有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强烈愿望，他们通常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在作文中写道：“爸爸每天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不要和我一样，做这么苦的事。”目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的流动农民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他们希望我当个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学习是改变自身生存处境的一种出路，“穷则学，学则变”，对于一切出身下层社会的有志向的孩子，恐怕都是如此，我们从以下一组作文片段中不难认识这一点。
“……我很爱学习，如果学好考上了大学，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他们每天在外边赚钱给我们上学。……学好了，将来在哪个地方干活，也有些才能。我的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每天早出晚归，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我爸爸妈妈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别象他们一样每天在外面干苦活。我爸爸妈妈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们有时间就教我学习，给我复习功课。我打算中学毕业后去打工，因为我上学，家里也没钱，我也很想上大学。”；“……我非常喜欢学习，因为现在是竞争社会，我的爸爸妈妈都想让我考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不像他们一样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扫马路，又累又脏，工资又少，一个月的钱给我们交上学费、吃饭、交水电房费就没了。……我也想考上大学，学好本领，自己找一份好工作，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他们扫马路、打扫卫生了。”
从以上的表白中我们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心灵受到的压力和经常性的伤害。但是贫穷并不天然的与暴力和反抗伴随，贫穷只是直接的产生改变现实的愿望，而当努力遭遇到不公平时，首先产生的是对公平的渴望，这种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才会产生激进、产生反抗。而消除激进与对立的的前提是要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当资本和权利之光长期照耀不到底层的时候，当改革和发展不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所分享，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断层线就会出现。流动农民对这种断层的体验最为真切，他们对公平公正的吁求也最为急切。
在二代移民的问题上，简单的假设多少有一些妖魔化二代移民的倾向，流动儿童也并不是一个供我们简单的施以同情的对象，他们的命运包含在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子女的各种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公民社会转变，拆除城乡壁垒，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这些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当然，这个过程还会相当漫长。
3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严重匮乏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的基本教育政策，儿童最基本的权利即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从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的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这种权利在很多指标上没有得到满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据抽样调查，在北京300多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学龄儿童占3.6%，达10多万人，而其入学率只有12.5%，也就是说，87.5%的流动儿童是被排斥在学校的校门之外。
(2)孩子跟随家庭四处流动，其中很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超龄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在固始人办的洼边四小里，三年级有53个学生，竟有15人超过14岁，而正常的三年级学生应为10岁。在张北小学，有的学生18岁了才上二年级。在太阳宫流动学校中，每个年级学生年龄的差距都有5至6岁。这个学校的学前班有54人，按6周岁入学的标准，共有9人超龄，超龄率为16.7%；一年级有46人，共有13人超过7周岁，超龄率为28.3%；二年级30人，共有7人超过8周岁，超龄率为23.3%；三年级18人，共有13人超过9周岁，超龄率达到72%。全校共有学生148人，超龄的就有42人，超龄比率达到28.4%。也就是说，全校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超龄。
(3)流动子女失学情况普遍：流动子女失学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对21个有失学儿童家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年级，失学现象都普遍存在，越到高年级越严重；家庭经济负担不起是最主要的失学原因；失学儿童处于闲散状态或过早从事一些劳动。表2从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看，存在着三个主体，需求方：有打工子女的打工农民、供给方：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学校、教育的主体：学龄儿童。流动儿童教育于严重匮乏的主要原因是，一、外来人口的城市的管理体制：供给有限，二、打工者的经济条件限制：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原因。二现实与无奈—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选择
对于有学龄子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来说，在城市的生活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学龄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2000年6月，课题组组织了一次针对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的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北京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共获得有效样本619个，其中男性383人，女性216人。
1流动学龄子女教育—持续增加的教育需求
从本次调查的需求方的生存状况来看，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首先总量上来看打工者流动仍频繁，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来说，因为只有在一个地方时间比较长，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源和降低流动的成本，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他们倾向于会在某个城市长时期居住，心态逐渐趋稳，调查结果显示：23.6%的调查对象在北京生活已经9年以上。问及未来的打算，四成以上的打工者明确表示想长期在北京生活，乃至在北京安家，移民倾向渐趋明显。如果总的趋势不变，随着留在城里的打工者进入生育年龄的数量逐渐增多，学龄子女儿童的总数会进一步增长。打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变，问题将更加尖锐和突出。
其次选择以家庭的方式在北京求生存的打工者越来越多。从农民工的家庭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基本单元，即家庭主要成员共同外出到某个城市共同生活。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接近半数打工者最初就是夫妻一同出来到北京打工。在一段时期后，另一半中大多数也将其爱人带到北京。目前有近四分之三的打工者是夫妻共同生活在北京。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外出打工不再仅是为多赚一些钱，而是寻找更适合或更好的生存空间，尽可能的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定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2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严重制约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水平
从有学龄子女的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来看，承担子女教育的能力普遍不足，就总体收入水平而言他们仍是城市里面的低收入群体，以他们自身的实力很难弥合和城市儿童教育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异。从有学龄子女家庭的生存状况来看，有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外来打工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平均文化水平在初中水平，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极小比例。
图1受访者及其配偶受教育程度分布
(2)从事的职业类型最多的是个体经营（52.5%），然后是雇工(17.6%)、散工(9.9%)和租地农民(8.8%)等。从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看，卖菜/卖小商品/卖食品的比例最大，然后依次为种地、建筑/装修、收废品/保洁员等。主要的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
表2
（3）生计艰难、剩余有限，用于教育的投资不足：从调查来看平均家庭月收入在1300元左右，月家庭生活支出在1100元左右，单户、单月的平均剩余只有200元。总体来看，流动人口的收入剩余有限。从收入剩余的支出方向来看，用于教育的比例为17.1%.较低的收入水平严重制约对子女教育的投入。
图2余钱使用情况分布
（4）外出打工家庭的多子女现象突出，有些农村家庭将外出打工作为逃避计划生育的手段，现在城市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不能有效的限制超生。从调查结果来看，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占到57.0%。子女多使得家庭负担沉重，使有限的经济实力使用上更加分散。
(5）虽然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政策在近年并没有明显发生有利于外来民工长期居住的变化，近六成的打工者认为当前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不利于在这里长期生活。有10.5%的人表示子女上学困难是在北京长期生活最大的困难。就业困难、收入水平低、政策管理严、孩子读书难等等问题，都在长期困扰着外来的打工者。由于政策环境导致的不稳定的生存状况使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些对子女教育的稳定性、持续性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图3在北京长期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的现实选择
(1)选择学校重质量，就学大半在家乡。
对于那些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村流动人口来说，其子女可以选择的正规就学渠道有两条：要么离开父母在家乡的学校就学，要么到城市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的学龄子女(6-15岁)大主要仍然在家乡学校就读。其它较为主要的就学渠道有北京公立学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如下表：
对于学校的选择要素，流动人口家庭对学校质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收费高低也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2)愿望美好，现实残酷。中国人把自己下一代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的家长对子女的学业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孩子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受经济状况的困惑，对孩子的未来感到茫然。一方面是不堪重负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是对孩子的深切期望，很多家庭生活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状态。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家庭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救助，以使他们的孩子顺利的完成学业，这样才不会因无法支付读书的费用导致孩子失学而留下终生的遗憾。
对于期望孩子将来在哪里生活或工作，存在几种观点：所持观点最多的由子女自己决定，希望生活在北京的排在了第二位，持其他观点较多的依次为别的大城市和家乡的县城或镇里。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希望孩子脱离农村的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家乡是值得留恋的，但也是贫穷和落后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拥有更好的生活空间。
4对三种学校教育的考察：家乡学校、北京公立小学、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1)家乡就读：无奈的选择。从前面的调查结果来看，打工者子女更多的在家乡就读，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从家长的角度讲，是非常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不是留在老家。
这首先是因为情感上的需要：流动人口倾向于把孩子带在身边，这是人之常情,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愿望，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其次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打工者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家乡学习条件差，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打工者对子女寄予更深厚的期望，生活的经历让他们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过更好的生活。但现实上，对于现在有子女在家乡就读的家长而言，只有10.5%的调查对象表示近一两年内要接孩子来北京读书。不接孩子来北京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家长在外面工作不稳定。
(2)就目前的情况，打工子弟学校更适合打工子女就学。
打工子弟学校和北京公立学校相比，北京公立学校在各方面的优势都是无法比拟的，在硬件上和软件上两者的差距都是巨大的。但是目前的状况来看，打工子弟小学是更适合打工者子女的：
①公立学校虽然学费不高，但对外来人口子女要收高额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每年二、三千元，使得流动农民家庭望而却步。②公立学校所收借读费、赞助费，往往要求几年的费用一次交请。一位家长说：“我们是流动人口啊，我们现在在这里，以后还不知到哪儿去呢。它要我们把几年的钱一次交了，明年我们离开这儿怎么办？”公立学校的收费方式不适合这些家庭流动性大的特点。③据反映，公立学校对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的教学考评中，借读生学好学坏都与教师的教学业绩和利益不相关，因此教师不拿借读生当自己的学生看，对其学习放任不管。由于借读生户籍不在本地，参加诸如学科竞赛之类活动都顶着当地学生的姓名，得了奖也归当地学生。这就是说，借读生与当地学生待遇不同，教育权利不平等。
(3)打工子弟小学与家乡学校相比具有优势。与北京公立小学相比，打工子弟学校有很多不足之处，与家乡学校相比，尽管外界看来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设施和条件十分简陋，但仍有39.1%的家长认为家乡学校好，打工子弟学校具有比较优势。对于打工者来说他们的理想的选择序列为：北京公立学校（如果降低门槛的话）、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家乡学校。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就总体而言，北京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加在一起也还远远不能满足打工者子女的教育需要。
三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情况
打工子弟学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是打工者群体对自己所处群体需求的自我满足，这些学校共有多少所，基本情况如何？课题组在1999年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普查。在艰苦的调查中，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有报道说在上海，目前为这些孩子开办的民办学校已有近400所。（此数据源自环球时报2001年5月22日第4版，未经调查证实）我们相信，打工子弟学校在农民工分布比较多的地方大量存在，更多的实地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1迅速扩张的打工子弟学校
(1)总体情况。
在我们调查的114所学校中就学的学生总数为10694名（数据截止于1999年4月），平均每校93人。在114所学校中，有三所是幼儿园，其余的都是开设义务教育课程的学校。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学校主要分布于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乡接合部，尤以朝阳区和海淀区最为密集。其中，朝阳区有44所，海淀区有41所，石景山区11所，丰台区7所，通州区1所，昌平县8所，大兴县2所。海淀、朝阳、石景山比较普遍和密集，往往几村一所，一村一所，甚至一村四、五所。而西城、东城、崇文、宣武这些市区中心地带，即二环以内没有发现此类学校。二环与三环之间有1所，三环与四环之间有15所，四环与五环之间有60所，五环以外有42所。可见，打工子弟学校主要分布在四环以外，因为这些地区流动人口多，房租也相对低廉。打工子弟学校一般规模较小，平均每校有学生93人。学校之间规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人，到1999年年初，最大的已经达到1300多人。超过200人的学校只有太阳宫附近的育英小学、清河的鸿雁班2、八家私小、昆明湖南路的张北希望小学、京豫陈小学、明圆学校、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等几所。
(2)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点。
这些学校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属于私人办学；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招收的学生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开办十分简单。建立这种学校所需资本较少，又不需要办学手续，办学者只要租几间民房，或者在菜地里搭几间窝棚，一个学校就张罗起来了。而且，先期的微小投入可以很快通过学费来收回。招聘教师也没有什么标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当。有5所学校甚至只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有22所，很多是夫妻店；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学生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学习。
(3)打工子弟学校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打工子弟学校总体的数量增长十分迅速，学校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在我们寻访到的114所学校中，1998年后创办的就超过半数。参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打工子弟学校呈逐年递增之势，一半以上的学校是1998年成立的。此类学校随时成立，学生随时可以入学。大体说来，1996年以前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期，是一村一校的补缺阶段，1997年至今为高涨期，发展到一村数校的竞争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和调整后，不同的学校在规模上已经拉开档次，一些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例如，1994由李素梅等人创立创办的行知小学，最初只有9个学生,1994年底，增加到了22个，1997年达到260多人,1999年课题组调查到该校的时候为876人，现在则有接近2000人;桃园小学在1998年9月刚建立时只有70多名学生，仅仅6个月之后，学生数就翻了一番，达到150人，而到学校建立一年的时候，学生规模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300多人，现在（2001年）的规模则达到了500人；明园学校的则从1997年创办时的40人发展到现在的900人；育英小学从1998年初创时期的120人，发展到现在的450人。可见有一部分学校已经迅速的扩大了规模。这对一个学校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利的。有些学校则在于维持现状的状态，还有个别的学校已经停办。考虑到各方面的变化，课题组推测到2001年，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约有一百五六十所，以每年15%的递增比例计算，至2001年，在校学生的总人数则在15000—20000人左右。
(4)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
打工子弟学校主要靠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114所学校的收费数额参见表8。
从表8可见，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普遍较低，43.9%的学校每学期学费低于300元。114所学校的平均学费为323.4元。比起北京的公立学校，这是相当低的。参见表9。表9打工子弟学校收费低，这是它吸引流动人口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其收费非常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甚至按月收费，而且普遍允许拖欠学费。这也是它受外地人欢迎的一个原因。而北京的一些公立学校，在收取流动人口的赞助费时，往往要求几年的费用一次交清。这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给两个孩子以上在此校上学的家庭以优惠，对一些特殊学生给予照顾，如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残疾，家庭困难等。
(5)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
打工子弟学校大多为外地人所办，在这些外地的办学者看来，亲戚和同乡最可靠。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1998年9月，在该校的31名教师中，1/3以上是办学者从家乡招来的亲戚和同乡，还有1/3是熟人介绍来的。行知学校当时有800多名学生，比较大，教师多，所以办学者的亲戚和同乡在所有教师中的比例还不太高。在一些比较小的学校，教师大多是办学者的亲戚、同乡。打工子弟学校，不仅学生是打工者的子弟，教师也基本上是打工者。这些打工的教师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①很多教师没有教育的经验，是半路出家临时操起教鞭的。②教师的流动性很大。由于在打工子弟学校当教师不过是打工，教师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
总的来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中大量存在着门外汉，不可避免会影响教学质量。要招聘较高素质的人才，就要提高教师工资，而提高教师工资又减少了办学者的利润。对办学者来说，利润是第一位的，教师的好坏无关紧要，反正是小学生。在这里，经济动机压倒了教育的要求。
2办学者群体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员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另外的则是半路出家，从包工头、小贩、厨师、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是因为流动儿童在北京没学上。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
(1)办学者的原籍。
111所打工子弟学校（不含3所幼儿园）的办学者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内蒙古、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吉林等9个省、市、区，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其中河北、河南的办学者最多。而河北的办学者全部来自张家口地区，尤以张北县最多，有25人。河南的办学者除3人外全来自信阳地区，尤以固始县为最多，有23人。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集中于河北张家口与河南信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办学者总共有91人，占总数的82%。这是为什么呢？
①北京是河北、河南两省人跨省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张家口和信阳地区都是贫困地区，外出流动人口很多，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人说村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有1/3到2/3的人在外面打工，其中很多人来到北京。②信阳人和张家口人在京居住比较集中。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洼里、八家、太阳宫等地。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河北沽源人在京主要是开轻型卡车搞运输，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中滩等地。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2)办学者的文化程度。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大专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人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详细情况参见下表。可以看出，办学者整体的文化程度不高，大专学历者只占14%。而且，不愿透露其文化程度的21人，其学历也不会高。其中竟然有文盲也在办学，去给别人扫盲，也堪称奇谈。
(3)办学者的教学经历。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在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来办学，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
在无从教经历者，有4人虽没有在正规学校的教师经历，但在别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单干。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的冯校长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先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等等。
结束语：
打工子弟学校是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义务教育的边缘化。它的产生反映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表明这种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人口大流动的社会格局，在面对新问题时无能为力。因为，体制之外的事物的滋生乃是体制本身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结果，在体制本身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才诉诸于体制之外。正因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把流动儿童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的校门之外，打工子弟学校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重要渠道。从这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体制不合理的基础上的。在我们为这一自发的流动人口的创造性产物赞叹的同时,民工子弟学校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1)外部环境恶劣。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机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获得合法的办学手续,事实上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办学，学校之间很少交流，由于体制壁垒，各个学校和北京市的教育部门也很少交流。
(2)民工子弟学校都属于私人办学；招收的都是民工子弟,办学者文化程度不高，其利益趋向部分的影响了一个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学校的教学设施极度缺乏,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学环境恶劣，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更缺乏图书馆等教学文化设施。
(3)入学儿童的贫困状况严重，学校主要靠较低的学费来吸引由于门槛过高而被北京市的学校排除在外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处于底层,普遍存在贫困的学生儿童。
总之，打工子弟学校给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哪怕是受低层次的教育也比不受教育强。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由于国家对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任何监督和规范，在这些学校里就学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成长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作之下，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状况是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所以，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长远之计。对这些孩子来说，每耽误一年都会给他们的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应尽快采取切实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及其出路基础教育的边缘化
打工子女教育问题暴露出中国人口地域流动──主要是农村人口城乡流动中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以下三个基本的客观因素：
第一，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第二，城乡户籍壁垒的存在，造成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第三，农村流动人口恶劣的经济状况，使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受教育所额外增加的费用。流动儿童基础教育的边缘化：流动儿童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自发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而市场化的教育提供和有效需求(支付能力)都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造成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缺失。现在的打工子女受教育现状完整的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政策建议之一：制度层面——更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创新〖HT5”SS〗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基础教育由县、乡负责。这就明确规定了适龄儿童少年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当地政府也只对本地学龄儿童少年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负责，没有义务也不会去管外来童的“普九”。由此看来，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是同陈旧的户口制度相适应的，是以城乡分割、区域封闭为基本特征的。这种教育和社会体制使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完全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且是暂时的劳动力，用完即被打发回老家，根本不被当作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他们在城市里的种种社会性需求都被无意甚至有意地忽视。随着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增强，外来劳动力子女的出生或者随迁是一种必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现象。因为城市学校的高额收费使多数家庭不堪负担，于是，家长不得已而诉诸于非体制行为。这种情况说明，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城乡关系在改革中急剧变化、人口城市化过程加快的社会现实。这种状况不改变，势必使城乡关系更为紧张，使城乡差别凝固化，更严重的是会使流动农民及其后代，这一极具活力的群体，感觉到城市和现代化对他们的排拒和不公，他们对改革，乃至对政府的认同会削弱。因而，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应仅仅立足于城市的利益，而应更应关照处于弱势的流动农民的利益。只有不断地把他们纳入城市，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和精神化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
政策建议之二：扩大供给——对两种学校的改革
1．大幅度减少乃至取消公立学校的所谓“赞助费”，使公立学校成为吸收打工者子女的主要渠道。
公立学校应该成为吸收流动儿童就学的主渠道。现在的北京公立小学由于本市生源减少，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情况。但是，公立学校的高额赞助费对流动人口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而其收费并没有国家规定，实际上是公立学校以公共产品为自己“创收”的手段。不取消这道门槛，只会把流动儿童逼到打工子弟学校，造成一边是优越的教育资源被闲置，一边是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校舍被挤破了门的矛盾现实。取消这道门槛，既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又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损害的是某些教育部门的私利而已。并且，取消了赞助费，流动人口自然就会选择公立学校。应该从政策上鼓励多办简易的、基础的学校，使“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更适合中国国情，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购买和享受到。扭转目前社会上过份热衷的专为富人服务的所谓“贵族学校”、“豪华学校”的状况。日前，北京市宣武区第一次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纳入公办学校招生计划，指定鸿联小学和广安中学分别招收40名和80名外来人员子女入学，不收赞助费并且与北京本地学生混合编班。借读费为小学生每人每学期600元，中学生1000元。同时每月人均收入低于340元的家庭，如果初具所在单位或者居委会的证明，可以给与子女学费减免。当然，以上都需要家长三证齐全。而石景山区在此前已设立两所公办学校专门招收外来人员子女。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规范打工子弟学校。
国家教育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台了关于流动儿童就学的暂行办法，但对现实影响并不大。在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方面，地方政府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管不问，让打工子弟学校放任自流；要么统统取缔，不留活口。在北京，大部分区县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个别区县（如丰台区）则是后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前一种方式使得打工子弟学校缺少规范管理，由私人随意操作，耽误的是大批孩子；而后一种方式危害更大，因为在不解决公立学校的赞助费问题、不开放体制渠道的情况下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等于是把那些孩子推向失学。在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上：
首先应该明确承认打工子弟小学存在的合法性，给其留出制度化发展的空间，允许不同教育方式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一味的以治安为名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打压。对办学条件好、生员丰富的学校，应予以扶持和指导，鼓励他们的发展。
其次具体到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应该是：建立公正的教育标准，责任计量以及教育监督，采取更为灵活和符合实际的措施。具体说来，应采取以下几条措施：第一、出台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标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个标准可以稍低于公立学校的标准。但在硬件设施上必须建立起明确的标准，也应稍低于公立学校的水平。第二、对办学者和教师的素质要加以控制。对办学者应有明确的资历限制和考核标准，要求教师应有定期考核制度。对那些办学者和教师达不到要求的学校，都应取缔。第三、对达到标准的学校的教学活动，教育部门应进行定期的指导和监督，而不能放任自流。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学校改善。对不服从督导的学校，应予以取缔。
政策建议之三：开展力所能及的社会救助活动，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速度是远远超出研究人员对它的认知，几年来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的发现和跟进性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援助活动（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培训活动、打工子弟小学图书馆的建设、贫困儿童的资助），大学生社团的对打工子弟学校支教的积极参与（北师大农民之子协会等大学生社团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援助），有关媒体的跟踪报道（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实力传媒的报道），北京的同龄儿童对流动儿童生存空间的体验等等，都超越了研究者个人的单纯学术旨趣，而用行动构筑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决策者和实施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也在事实上促进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我们希冀研究者可以通过一些基础调研活动反映问题，努力的通过政策渠道影响决策层，期望在制度安排上，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争取到一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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