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
|
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
|
|
2005-7-29 论文中国
中 文 摘 要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已经渗透入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由于受到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多元理论的鼓舞，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这一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
本论文运用历史的观点，追溯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时代背景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并结合现实的社会语境，分析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互对接的学科背景。
在历史回顾和现实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为分析文本，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借用有说服力的数据，归纳和总结其主要议题及主要研究方法。
以此为据，论文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深入阐释了女性在媒介话语中“不被呈现”的原因，同时指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在颠覆与建构之间所面临的困境。
前言 追寻失落的话语权力
美国著名文化思想家伊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其文化学名著《圣杯与剑》(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一书中指出，在史前时代，原始人崇拜的图腾雕像是雌雄同体(androgyny)的“伟大女神”，原始社会存在着一个男女两性伙伴合作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古代，也有女娲伏羲连体交尾图，同样说明了人类原初的完美状态是集男女双性于一体。这些考古学的成就说明在远古时代，“人”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综合体，两性是和谐统一的。
但当人类进入男性“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时代，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1]这一版本的造人说中，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其实只是“男人”（man），而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性别“女人”（woman），其存在的意义仅限于“男人的配偶”，是处于沉默失语的、被历史所遮蔽的缺席者。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它们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从星星点点到轰轰烈烈，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植根于西方后现代反主流文化的土壤，以当代西方女权运动为社会政治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她”的波澜[2]。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坚持认为“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将成为未来的八大趋势之一。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也自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这同时也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研究向一个更高的理性深度和理论深度发展。但是，我们将女性主义批判引入新闻传播学研究时，不能忽视二者所共处的文化语境——全球范围内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人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造。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可以说是社会成员思想态度与价值取向转型的集中体现，女性主义思潮和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在这一语境中变化发展，而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两条动态曲线的交汇点——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本论文在历史回顾和显示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为分析文本，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第一章 历史的回溯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女性主义的产生是和历史上女性争取选举权、平等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等权利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的，这些运动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内涵与意旨也不尽相同。本章主要追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现实语境。
第一节 放逐边缘外的真实存在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脉络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被提出来呢？
——丁玲《“三八节”有感》
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一、女性主义的主要发展历程
1. 18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经历的两次浪潮
第一次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直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之中。1792年，英国记者和翻译家玛丽·沃尔夫斯通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主义思想很快就传遍了西方世界。1848年7月19日，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一个教堂中举行，会上通过了《观点宣言》，呼吁“自然法则”，极力主张维护推翻（男权）专制的权利。这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统称为传统的女性主义，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受到两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后，20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又掀起高潮。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源于美国，并很快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它秉承了女性主义运动一贯的思想，反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但是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者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与自我批判。
20世纪60年代至今，这种文化反思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一方面，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到1971年，在美国已有超过一百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更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女性理论研究论著的出版，如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1970)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课堂开始开设有关女性的课程。到1970年底，美国各大学中开设的相关课程约有110门，80年代初，这一数字攀升到3万多，1991年68％的美国大学都提供有女性研究的课程。[3]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的政治氛围，“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流派，如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
2. 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
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跨学科、多元化的趋势，另一个就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研究兴起。
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美国国内黑人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是推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巨大动力。美国的史学家认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于70年代，为了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第三世界的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她们一般要面对双重的斗争：第一种是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和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父权制作斗争，反对性别压迫和偏见，“于沉默中爆发，为无言者立言”；第二种则是与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西方话语霸权作斗争，争取在全球化趋势下实现女性主义思想的民族化、本土化。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女性主义应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阶级、种族的妇女表达自己利益的政治舞台。多元化是讨论妇女之间不同需要和利益的保证，是妇女反抗性别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行动的起点。” [4]
二、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变迁
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历程，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空白期（中国封建社会及以前）、引入期（20世纪初期到新中国成立）、畸变期（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划分，为了论述的方便，以新中国成立作为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一个分界点。
1. 空白期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里，华夏历史上虽然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女性，但是传统文化并没有孕育出像西方那样激烈的、富于战斗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思潮。所以，这一漫长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空白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在构造阶级等级的同时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的本体论和价值观。周易和易传的哲学就是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的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的尊卑、内外、刚柔、贵贱的关系；儒学的创始人孔孟的重“人道”的伦理主义把这种秩序人道化和具体化了；到了汉儒那里，从天人合一、感应出发，论证“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秩序的永恒性，从阴阳五行来求证“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宋代理学家从“太极”、“天理”来论证“三纲五常”的普遍性和“灭人欲”以“存天理”的必要性……，到了封建帝国后期，儒释道合流，多重文化构设将性别制度的不平等论证成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
对于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泊来品。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纲常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极大束缚，中国没有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先天土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牢地确立起来，但是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几千年以来，“慈母”与“严父”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孝”这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赋予了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以相当的家庭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的才智和创造力只能体现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发挥着“静能制动”,“柔能胜刚”,“无为而无不为”的家庭关系协调员的作用。但是，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和隐蔽性,中国男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决非是卑微与低贱或至高无上所能涵盖的。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并没有背负上类似西方文化中夏娃那样深重的原罪，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当作一个卑弱的群体来看待。加之中国文化在众多学者那里属于阴柔与内倾的性质，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纯粹、极端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一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中庸改造。
2. 引入期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积极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中国的革命者，始终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向外国学习”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所以，虽然当时社会动荡，民生无计，但较为开明的学术思想为国外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头脑空间。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外国女性主义思潮初入中国之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扫荡封建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不少新鲜空气。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主义”，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就有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好比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落入古井水中，激起圈圈涟漪。在它直接影响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塑造了许多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
从当时妇女报刊的兴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新思想呼应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它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前后出版了近三年半，共1216期。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范围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妇女解放的启蒙、妇女解放的实行、妇女问题的探讨、妇女生活的指导、妇女状况的调查与描绘、世界妇女的报道与介绍，以及妇女文学的表现等。” [5]
从1905年《北京女报》创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妇女报刊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就有110种之多。虽然，这些妇女报刊涛生涛灭，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6]，但它们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时所激起的女性热情。
3. 畸变期
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就开始了特殊的“本土化”的变异，很长一段时期，女性主义沿着一种抹煞性别的“中性化”方向畸形发展，偏离了它的初衷。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由整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带来的。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斗争的对立面不是强大的男女不平等的男性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因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并不是中国妇女自己，而是她们的性别对立者——男性。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人摆脱封建桎梏而寻求解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中国女性则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受惠者”。与其说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男人们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是女性借助于进步男性的力量为处于弱势群体的自己呐喊一番而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妇女解放成为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议题，中国革命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基，从而也未能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7]
这一时期，男性是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军人物。比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在为全体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努力。当时在解放区以“婚姻自由”为标志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家庭口号就给千万妇女带来崭新的命运。但是，当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性自然以这些领导人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测度自身的解放程度。这样就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初衷相背离，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是没有被激活。此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女性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反思，在她们取得“男女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忽略了女性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将“男女平等”写入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但是几十年“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新闻人物也大多是一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姑娘”、“女强人”。
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而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中则又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律法规里种种对女性的特别“点名”，将妇女与儿童并列为受保护的对象，无形中又加深了女性作为弱者的印象。
4. 发展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与世界重新接轨，加入到全球化格局之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 [8]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话语权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与男性相比十分有限，而传媒对妇女的形象表现和传播几乎一直处于误导状态。同时，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社会上，包括妇女自身，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即将前者理解为“向男看齐”，将后者片面地等同于妇女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担任公职，等等。此类观点的产生源于政府常年实行的以男子的状况为基准的对妇女加以保护的政策，它所导致的妇女自立能力差、依赖性强、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的情况下逐渐暴露。
当代中国女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随着国门再次渐渐打开，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女性主义思想很快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此时，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高潮已近尾声，但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声音日趋洪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业已显露无疑。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两性平等”也走出沉重的政治意义，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像女性时装一样，摆脱了千篇一律的“蓝蚂蚁”（Blue Ants）。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中国国内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许多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如杭州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等等，女性主义思想也与其他许多学科相融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女性主义”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简单的模拟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来自西方，因而许多研究的理论依据出自西方学者；但与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他思想一样，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百年的起伏过程里，也被烙上了明显的“中国印”。
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边缘的、非主流的思想而存在的，加之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又造成了今天的这样一种悖论：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未深入人心。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
第二节 声色喧哗中的智者反思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接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卡洛尔•佩特曼（198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日趋成熟，进入到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导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性别与传播”话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从这本书开始，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开始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尽管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仍是有关“性别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女性主义观点却已应用到媒介研究的广泛领域之中，与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媒介消费现象分析、传者与受众研究等思想与方法相互激荡。
一、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批判视域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男权话语主导下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忽视、偏见和歪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性别话语权力的争夺与重新分配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领域。
1. 新闻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批判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在塔什曼编著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书中，就对“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的议题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这就是早期的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它发展至今，成为女性主义最为通行的一种研究视角，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之中。
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2. 传媒“女性化”趋势的研究
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9]。例如，1997年黛安娜王妃罹难事件亦使《泰晤士报》改变了传统的“硬新闻头版”，采用“女性化、性化和个人化”的头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以女性人物及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内容比例从七十年代的2.9％上升到2002年的11％[10]。
表面上看，在“传媒女性化”趋势之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甚至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都随之“阴柔化”起来，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 [11]。
二、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学在中国逐渐兴起，传媒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性渐渐成为观照中国社会的一个万花筒，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随之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之一。与西方相比较，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妇女解放”的口号早已存在，但“女性主义”一词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却是姗姗来迟，最早见于1981年《世界文学》第四期中朱红的文章《<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属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跨学科多元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取代政治文化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不争的事实。“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累人的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 [12]在大众文化良莠不齐的阵营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同时，现代工业社会中，性别形象的建构有赖于大众传播，传媒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一种文化规范，因为只有反映这种文化规范，传媒才能与受众交流，并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也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因而，女性主义思潮便很自然的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始自觉反思传媒领域内的女性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都具有关注现实生活、富于批判色彩的特性，二者在相互碰撞中擦出思想火花，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接。同时，无论是女性主义思潮还是新闻传播学理论，都处于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演变过程之中，本文从这样的时代与学科背景出发，基于历史的纵向梳理，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解析，以期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二章 充满悬念的实证研究
——有关“女性与传媒”的文章的量化分析及初步结果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有关中国女性议题研究兴起的契机。从那时以来，中国大陆关于女性问题研究的文章和书籍日渐增多，九十年代末期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对传媒与女性的关系的深入探讨。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选取 1994年以来我国大陆关于传媒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116篇，并以此为样本，进行抽样量化，试图在文本量化的基础之上，把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并从社会文化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其特点、成因与存在的不足。
第一节 量化分析的具体操作及初步数据
整个样本抽样与量化分析的过程，充满了让人期待的悬念。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个新兴的课题无疑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这一研究在中国进行到何种程度，研究者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无特点，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将在实证分析中或多或少的得到解答。
【抽样分析的设计与操作】
1. 研究目的
（1）描述和反映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的状况，总结其发展的格局与特点；
（2）分析和解释形成特点的因素，探究这一理论研究现状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
（3）进行共时与历时的比较，反映中国大陆传媒研究中女性主义思潮变迁和与当代西方传媒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异同。
2、抽样范围和量化指标
（1）确定进行量化的文本
量化分析时，本文将“当代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本分析范围定为：1994年以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按照以下步骤检索得到的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相关研究文章。检索步骤如下：
（进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第一步——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女性”为检索词，选定时间为1994-2003，按照日期排序，选定中英文扩展，设置查询范围为“文史哲辑专栏目录、经济政治与法律辑专栏目录、教育与社会科学辑专栏目录”确定，进行检索，获得第一次检索结果，共有文章6377篇。
第二步——在第一次检索（6377篇文章）范围内以“关键词”为检索项，分别输入与新闻传播研究范畴相关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结果如下表：
关 键 词 新闻 传播 传媒/媒介 报纸/杂志/报刊 网络 广告 广播 电视*
文 章 篇 数 11 31 23 28 24 40 0 29
小计 186
〖注〗* 在影视文本中，本文统计时仅涉及有关“电视”类的文章
第三步——对二次检索所获得的文章进行排查，去除重复检索的部分，剩余文章116篇，确定为分析样本，按照量化指标分别进行统计。
（2）量化的指标
抽样指标体系由标志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大板块构成，包括以下七个方面：文章集中发表的时间；主要分布的中文刊名；主要作者姓名及其分布；文章的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议题的分布；文章所主要涉及到的媒介类型及分布；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涉及的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
3、抽样分析的质量控制
由于校园网中网络带宽的数值变化较大，检索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为保证文本抽样的质量，作者分别于2003年12月15日、2004年1月28日和2004年2月24日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重新进行检索，确定所选取文章存在的可靠性的样本信息的稳定性。
【各指标的量化结果及说明】
1． 文章集中发表的时间
时 间（年）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文章数目（篇） 4 7 9 5 10 8 13 11 32 17
所占比例（％） 3.4 6.0 7.8 4.3 8.6 6.9 11.2 9.5 27.6 14.7
合计 116篇（100％）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1994－2003年的十年间，有关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虽然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在具体数量上并不多，平均每年只有11.6篇。其中，1998年之前的文章数量一直在个位徘徊；2000年以后，增势明显，2000－2003四年的文章数量占了全部十年文章总数的63％。可见新世纪以来，有关传媒与女性的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
2．主要分布的中文刊名
抽样分析所选定的全部116篇样本共涉及各类期刊56种，其中出现2篇及2篇以上样本的期刊共16种[13]。其中，七种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现代传播－北广学报》、《当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共占26.7％，略高于《妇女研究论丛》所占的23.3％，这八种期刊中出现的相关文章共占全部抽样范围的50％。分布如下表：
期 刊 名 称 文章数目（篇） 所占比例（％）
妇女研究论丛 27 23.3
现代传播（北广学报） 7 6.0
当代传播 6 5.2
当代电影 6 5.2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含山东分院） 6 5.2
中国电视 4 3.5
新闻与传播研究 4 3.5
小计 58/116 50
3．主要作者姓名及其性别比例
量化依照文章的第一作者性别进行统计，具体数据如下：
性 别 男 女 合计
样本文章数目 27 87 114*
所占比例（％） 23.7 76.3 100
〖注〗* 116篇样本中有两篇文章（《妇女与传媒》、《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未注明作者，因此该表“合计”一栏以114篇样本为集合。
样本中文章男性与女性作者的性别比例为1:3，并且分布较散乱，按照第一作者排序，同一作者名出现两次及两次以上的仅有四位，列表如下：
作者姓名 样本文章数目 性别 单位
卜卫 6 女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刘伯红 3 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陈阳 3 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丁宁 2 女 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
在上表中四位作者的14篇文章中，有8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这既证明了《妇女研究论丛》一刊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阵营还局限于“妇女研究”的狭窄范围之内，主要研究人员也以女性为主，学术研究阵营有待于进一步壮大。
4．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主要议题的分布。
类 型 内容研究 传者研究 受众研究 其他* 合计
篇 数 76 14 8 18 116
所占比例（％） 65.5 12.1 6.9 15.5 100
〖注〗* “其他”包括妇女报刊史的研究、传播技术与女性对传媒的掌握的研究以及外国女性研究情况概述等边缘议题，因篇数都在1-2篇，故不一一列出。
本文按照新闻传播中的主客体关系，将有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样本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划分为四类：新闻传播中有关女性的内容研究、女性传者研究、女性受众研究及其他。上表的数据说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是对新闻传播中与女性相关的内容分析，在全部样本中占百分之六十强，而有关女性传者和受众的研究相比较之下就显得单薄得多了。
5．文章所主要涉及到的媒介类型及分布
所涉及的媒介类型 报刊/杂志 电视（电视剧） 网络 广告 不止一种媒介 其他* 合计
篇 数 8 12（17） 4 36 33 10 116
所占比例（％） 6.9 25 3.5 31 28.5 8.6 100
〖注〗* “其他”指在样本文章中没有具体涉及何种媒介，而用“传媒”、“媒介”或“大众传媒”进行概括的文章。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最为研究者所关注的媒介类型是“广告”和“电视（电视剧）”，而其他媒体较少涉及，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的网络类仅有4篇，广播类更是一篇都没有。广告和电视（电视剧）都是视觉媒介，这与“文章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有关各主要议题的分布”一表中的结果相呼应，诸多的研究者不约而同的把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的分析相结合，将广告和电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6．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文各篇样本文章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统计如下表*：
研 究方 法 内容分析 调查访谈 跨文化研究 个案分析 文献综述 其他 合计
篇 数 76 14 6 5 4 11 116
所占比例（％） 65.5 12.1 5.2 4.3 3.5 9.5 100
注：* 本文统计时，以样本文章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准。
尽管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但使用最多的仍是“内容分析法”。这一结果同样与前面两项量化指标的结果相符：有65.5％的样本文章以文本分析为主，运用内容分析，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媒介反映出的女性意识进行论述。
7．文章中涉及的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
综观116篇样本，在文章论述中用以支撑观点的理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类：
理 论类 型 社会性别辨析 性别话语权力 性别刻板印象 其他 未涉及任何理论 合计
篇 数 30 12 43 6 25 116
所占比例（％） 25.9 10.3 37.1 5.2 21.5 100
（1）社会性别理论(Gender Perspective)
样本文章中广泛涉及到这一理论，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着重分析了社会性别差异对传媒中女性形象建构的影响。性别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体差异，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指的则是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差异，即由于男女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在社会生活这个宏大和广阔的视角中，社会性别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种种差异更为人所关注。
（2）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
这一理论在样本文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普遍运用于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之中。其中，有部分文章提及了塔什曼的“反映假设理论”与劳拉·穆尔维的女性形象的“看”与“被看”的理论。文章多从批判的视角入手，认为传媒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迎合和男权文化的欲望，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处于被异化的状态，它以其复杂和隐蔽的方式维护着男权文化和男权观念，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成见）。
（3）性别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
样本文章中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对性别话语权力分配的解析，它秉承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实现的。当前社会以男性权力中心，他们通过“话语”来实现自己的权力。“话语”权力分配的失衡，是性别统治和性别压迫存在的根本原因。正是男性对话语权力的绝对控制，使得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困境。“只有通过建构媒介文本中的女性权威,加强传播女性文化理念,才能对‘菲勒斯话语中心’(男权中心主义话语)进行有力的挑战和反击” [14]。
综合前面七项指标的量化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形成的《行动纲领》特别提出了妇女与传媒的关系问题。在那以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关于女性与传媒之间的相关研究虽有起落，但着重在两个方面展开：①传播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和传播导向研究，即对传媒的内容分析；②妇女对传播媒介的掌控可能和掌控机会研究，即传者分析。其中，前者占据了大部分篇幅。
2. 虽然“女性与传媒”这一话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专注于这一研究的绝大多数仍是女性学者，有影响力的学术阵营还未真正形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文本分析，而真正有分量的文章不多；理论研究缺乏本土的创新观点，较多引用西方学术界业已成形的分析思路，来观照中国社会的现实，论述起来未免有些底气不足。
3. 研究所涉及的媒介范围，主要是广告、电视剧这样一些便于进行文本分析的媒介，研究视域比较狭窄，主要还是就传媒说传媒，很少涉及到更为广阔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第二节 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与方法
女人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或占上风，而是像一个自然人那样得到成长，像智者一样去分辨一切，像灵魂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展示（她）的各种才能……
——玛格丽特·富勒《19世纪的妇女》（1845）
通过上一节中的文本量化数据及初步结果的分析，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整体概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下面就从主要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入手，具体描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现状。&nbs 一、主要研究议题
一般来讲，媒介研究的议题可划分为传播内容研究、传者研究和受众研究三部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媒介内容、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下面将结合量化文本中的具体实例，归纳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主要女性议题。
1.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问题
第一，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问题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归纳分析，对女性在媒介中的生存环境进行描述，从而挖掘出一些深埋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根基。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他》[15]将当下我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种：传统古朴型女性（持家能手）、浪漫型女性（受男人呵护的美女）、现代型女性（事业有成的单身粉领）。从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发展趋势，既是对广告的一种文化批判，也是对妇女自我意识的一种呼唤。《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16]对13个品牌的减肥药广告进行了详实解析，发现它们具有三个突出共性：主诉对象为中青年女性；主诉功效为塑造充满性感魅力的“苗条身材”；通过“偷换健康概念”、“营造苗条暴政”、“以身材歪曲人格”、“渲染色、性”、“制造神话误导消费”等4个方面构建病态的苗条文化，论证了大众传媒在男权文化控制和操纵女性身体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都传达出了相似的话语意义：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环境形成意见气候，来制约社会心理和影响舆论；广告通过金钱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信息环境，它们和大众传媒中那些受到“严格”把关的、具有权威意义的信息内容同登“大雅之堂”，成为垄断信息环境的社会权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结合不仅“推销物品”，并且和大众传媒中其它的信息一起“创造意义的结构”。
《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17]一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第八届中国广告节中获奖的178则电视广告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各相关指标的数据化分析，并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大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女性的现实生存和生活状态、女性的性格魅力和时代气息、女性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和社会适应性，并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未来走向，但是广告作品在塑造和建构女性形象时仍然存在着男性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
第二，对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也是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的重头戏.它通过阅读和考察电视叙事中的女性形象，使我们接近于理解当代女性在新形势下的权利要求以及这种要求所隐含的矛盾和危机。
《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18]中指出：“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试图重新拥有自身的努力以及对女性性别的强凋，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为对女性性别角色的道德诉求。”许多研究者以近年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的女性形象为文本，分析其中的“新女性”形象，如《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19]、《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20]、《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21]等文章。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一定和某些现实性背景有关。这里所谓现实性背景，大约就包含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事实上，女性重新发现自我和自身价值，找回失落了的女性性别，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肯定女性本质，是一件令今日中国妇女非常激动的事。
但是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些电视剧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事实。也就是说，和女性在生活中或叙事中所表达的不同，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总是通过男人的眼睛看出来并用男人的话语说出来的。由此可见，女性形象在这里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依然没有摆脱被写的命运以及在两性关系格局中不平等的位置。
即使是在某些女性导演指导下的电视连续剧，也曲折的反映出了这一事实。《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一文对女导演李少红执导的三部电视连续剧《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进行了辨证的剖析：“人们常说,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写生命之真。悲叹人生的喜怒哀乐、婚姻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女性艺术家所钟爱的题材选择，这些题材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感受。”但是“对于女性应怎样,爱情是什么等,理性思考往往不够深入和充分。在表现自己的生存空间、人格体验时女性艺术家更多地把艺术当作心灵的释放,因此,她们的追求往往在感性的冲击下变得既虚幻又不坚定,其女性意识甚至不自觉地在公众意识的同化中消融。” [22]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视剧在其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新开拓，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性别神话的广泛流传，有可能将“分量厚重的题材变成了通俗、言情的风月故事”，以温婉缠绵的所谓“女人味”掩盖或者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 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 [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 [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 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作了抽样调查[26]。这次调查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直接影响下，新中国第一次广泛、权威的关于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约占新闻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享有与男新闻工作者同等的工作权利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但女新闻工作者获得高级职务与进入决策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下，远低于男性新闻工作者。
《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27]一文也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对江苏省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进行调查，尝试性分析了大众传媒工作者在不同社会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性别行为取向。文章指出“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第二，个案分析主要以同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女性记者为参照，都肯定了女性报道者的作用，但对这一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
2001年在关于进军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十强赛报道中，女性记者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却在喧哗背后产生深切的忧思：“虽然十强赛报道给女性报道者带来了量的剧增,然而在媒体对女性报道者的运用上,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 ‘报道者’角色。” [28] 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新闻大战中的凸现热潮实质上是“各家媒体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背景下，以女性的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的新闻策划” [29]，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的符号，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而否认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歪曲误读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者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传媒与女性的联系；后者则从对目前国内知名女性媒体或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关注入手，采用个案分析，观照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3. 女性受众研究
女性受众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娱乐功能。” [30] 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研究生以北京地区的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旨在从文化心理群落行为等层面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31]《潮流与风向标——青年女性的收视模式及其变异》的作者也参与了这次调查，她认为“青年女性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娱乐”，她们对娱乐类节目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但电视在青年女性中的传播模式为“娱乐消遣性目的高于信息资讯性需要，情感交流多于理性思维”，其收视心理主要是“对形象外表的注重，对时尚的追逐，对消费享受的关心”，“开放、进取但又享受、肤浅”。[32]
《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一文从我国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新闻受众中所存在的女性缺席现象,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产生这种女性缺席现象的原因:“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其直接原因；二、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是其间接原因；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其深层原因。” [33]这一分析结果与女性在传媒中形象研究的现实暗合，体现了研究者在“女性在传媒中处于弱势”这一问题上观点的一致。
二、主要研究方法
女性研究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实践，“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人经验的价值”，“既寻求在某些学科传统中工作的途径，又旨在进行突破这些传统的知识革命” [34]，甚至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唯一途径” [35]。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早在《女性的奥秘》（1981）中，贝蒂•弗里丹就已经采用内容分析对妇女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进行了研究。内容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某个项目出现在文本或广告中的次数、制作者的‘兴趣’或意向，与受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文本的全部意指，或者制作者通过文本所意指的东西，‘隐藏’在这种关系中，可以靠识别和清点有意义的文本特征来揭示。内容分析被实用地界定为大规模地、客观地、系统地研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它们把计算内容项目用作往后解释的基础。” [36]
总的来说，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以量化分析为基本手段”，“通过对传媒中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种种‘因素’加以统计与分析”，“致力于最终对某一‘处境’做出一种定性的结论” [37]。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大量采用了内容分析，如“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课题组于1994年8-12月,在代表不同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兰州5个地区,按照电视广告样本录制要求,分别于每月3日、4日录取18:00－22:00黄金时段的全部广告,并根据等距抽样的要求对1197个广告逐个进行录入、分析和性别观念评分[38]。统计结果通过研究者的分析和统计工具的计算，通常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
2. 问卷调查（survey）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和公共领域中最为严谨和最具科学意味的方法。首先，它“可以从一个小群体人们的经验中归纳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焦点问题”，“有助于确认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这一差别随时间发展而发生的变化”。一些女性学者还使用“二次数据分析”，既开始新的调查又分析别人收集的数据，用以检查理论的正确性。
《女性网络用户信息活动调查》[39]一文就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在北京地区随机抽取了30个样本，对正在增长的女性网络信息用户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和相关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女性上网人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与男性网民相比，无论是在网络信息与技术的应用上，还是在所关心的问题上，男女信息用户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有些是受客观的社会环境因素和信息环境影响，更主要的是女性自身的信息意识与信息素质有待提高。
由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主持的“北京青年女性视野中的电视娱乐节目”调查是近年来一次运用问卷调查方式，对青年女性与媒介娱乐关系进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针对青年女性进行问卷发放，地点集中在北京市主要街道主要商业区主要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及学校等地，发放问卷1165份，回收有效问卷1010份。问卷中包括“您家（或宿舍）里的遥控器经常掌握在谁的手中，您收看娱乐节目的行为，您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目的” [40]等21个具体问题，并对每个具体问题进行问卷反馈分析，通过对青年女性的态度分析，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
3. 个案研究（case study）
个案研究是通过对一个单独案例的详尽分析来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女性主义研究中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有三个主要目的：分析某种现象在一段时期中的变化；分析这种现象对未来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分析该现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特殊个案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探讨价值，
《从一次谈话节目看电视传媒中的性别意识导向》[41]中，作者记述了一次亲身参与制作电视谈话节目的过程，运用性别意识对节目中编导意图、男女嘉宾谈话进行深入分析，作者发现“无论是编导还是主持人无不将其偏向男性的观点表露无余，丝毫不考虑女性的利益与感受”，“而在场嘉宾及观众亦被其观点左右”，“可以想象，当节目最终制作完成并播出时，坐在电视机前而毫无话语权的观众同样会将其观点全盘接受”。作者以一次谈话节目的制作为案例，切入点很小，却揭示出了深植于传者与受众（包括很多女性受众）意识中的男权思想。
此外，在对电视剧的研究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文章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某一部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为出发点，管窥女性意识与当代媒介话语碰撞所产生的旖旎风景。例如，《女性启蒙理想的失落——谈电视剧<橘子红了>中秀禾命运的叙述》[42]从一个老套的关于旧社会女性命运的叙事中发现了一系列对立的话语建构——乡村与城市、拯救与陷落、终结与延续，这些对立结构显然是超脱出了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以外的、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儒家文化中被淹没的女性声音——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的文化反思》[43]的作者以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儒家文化传统的韩国文化探询作为背景，同样用对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描述在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面临的两难境地。
4.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e research）
女性学者不仅对传统学科中的男权意识进行批判，同时对于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进行反省。其实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同时，它也在研究过程中采用跨文化的方法，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相关话题。这些话题的涉及面相当广泛，除了中外比较分析，大多是针对具体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参政的影响、传媒对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影响、广告对女性消费行为的影响等。
《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44]一文结合文献综述的方法，以时间为纵线，从传播的内容分析、传播的效果分析与传播史的角度，分别概括了近20多年来北欧的传播研究者们关于妇女与大众传媒问题的探索，包括女权主义、两性平等、性别角色、以及女性与文学、女性与法律等学科的共同发展问题，以更深入、广泛地探索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性。
中国女性（干部）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本是属于政治学范畴的话题，但《从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看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45]就从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对受众心中关于女性定位的影响这一角度，结合中国妇女参政的现实，将政治学、新闻传播学与女性学研究相互打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样，《妇女报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影响》[46]也将传媒研究与少数民族研究相联系，通过对妇女报刊的传播内容、传播者以及受众三方面的分析，以传者的身份考虑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促进女性媒介的发展。
在以上有关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论述中，需要明确的是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独自支撑起多元的研究体系。虽然从单个的研究者来看，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程度还很不够，但是整体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仍倾向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总的来说，关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本章的量化分析和文献综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平日里不易觉察的现实。事实上，中国女性在传媒中的失语（或曰缺席）现象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女性地位的某种边缘化趋势。本文研究的重点并不止于这些表层的现象，而是要透过揭示数字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结合整个社会语境，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与反思。
第三章 打破镜像之城
——数字背后的别样现实
北大著名学者戴锦华在《大众文化的神话》序言中指出:“大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华美异常的表象序列成功地完满了虚拟现实的镜像之城，文化研究的工作正在于破镜而出，碎裂镜城，展示别样的现实。” 她认为“女性在今日文化中遭遇的是镜城情境,在男性文化之镜中,她要么是花木兰化妆成男人,要么就是在男性之镜中照出男人需求的种种女人形象,是巫,是妖,是贞女,是大地母亲。只有在女性自身体验的忠实写作中,才能打破所有镜子。” [47]
按照这一论说，媒介传播在有意无意间与大众文化产业合力建造了虚拟现实的“镜像之城”，而在这个“镜城”之中，女性虽然无处不在，但并未能够得到真实的映像。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显然已经意识到女性在镜城之中所遭遇到的这种尴尬情境。
本文结合量化分析所得出的初步结论，分别从研究现状中的内容分析和对现状研究的反思两个角度，努力“破镜而出”，力求“展示别样的现实”。
第一节 文化的视角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现状的内容分析
正像一些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对女性的表现一样，在一个男性文化霸权的社会里，整个媒介话语是一种菲勒斯（男性）中心话语，女性“注定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即被责难、被琐碎化，或根本不被呈现。” [48]
在有关媒介女性形象的样本文章中，绝大多数作者都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女性形象”进行内容分析。本文第一节量化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议题就是媒介中女性形象批判即“积极歧视下被看的她者”。
英国学者艾华在研究中国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一篇论文中也指出:“在近来的性形象爆炸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女性的身体,其表现方式既富视觉感又形诸文字叙述……无论背景多么刻板,这些表现中的妇女,都显出被男性注视的样子,无论实际上观看者是男是女。由于被剥夺了自主性,这类图像中,妇女的表现强调了女性作为男性行动依赖者,等待着被男性完美,甚至赐予生命。” [49]
由此可知，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并且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当今大众文化对媒介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传媒对女性的身体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或者说，为什么偏偏是女性如此被动地处于这种被观赏的境地？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未得出完备的阐释。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借用社会文化分析的视角，由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寻找问题的答案。
第一，媒介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刺激了人们的身体欲望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它与大众传媒的自然结合，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社会成员也越来越依赖媒介传播的信息。
首先，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社会成员不断接受并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如此超负荷的信息填塞同时也导致对信息膨胀所产生的焦虑。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同时，媒介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一个由"超真实"的媒介符号建构而成的"模拟"组合的世界。这样，在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合力之下，“身体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错位，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 [50]因而，“身体”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对象，期望从中满足自身的欲望，填补因内省和交流缺乏所造成的空虚。
同时，“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会不幸地充当着“被看”的一方：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无法摆脱男性注视的目光。
赵彦在《对大众传媒中女性文化与女性观的透视》一文中举出例证：“有资料证明，通过科学手段调查的1197个电视广告（除无声广告以外），在517个女性角色中，87％是年轻漂亮的女性，7.4％是少年儿童，1.5％是中年妇女，3.7％是老年妇女，其余0.4％是混和年龄的妇女。年轻女性在女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年轻男性在男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61.4％）。” [51]
传媒中女性角色年龄呈现中间大的趋势说明年轻漂亮的女性对受众具有独特的“魔力”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很难抵制“看”的诱惑，从而带着观赏的心态看待媒介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漂亮女人”。而那些经过刻意包装过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美女”，不如说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欲望符号。
可见，当代社会对“身体”认识的觉醒，一方面标志着社会个体对自身主体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对身体的运用和对形象的塑造，也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隐蔽的权力压迫。媒介为了迎合大众的这种审美需求，也就不遗余力的加大“投放”的力度。媒介与受众相互作用之下，双方都普遍接受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
第二，媒介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
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 同化了现实原则。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在“快乐”原则驱使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人类本能的放纵，社会成员普遍倾向享乐主义。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被物化成为一种物质享乐的符号。
在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的双重鼓动下，大众文化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因此媒介（尤其是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即使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却仍然映照出大众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生活现实中的典型镜像。
此外，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转型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媒介的发展。虽然迄今为止我国媒介基本上仍然受政府控制，但媒介作为在经济上自主经营的单位实体已是不争的事实。“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当代中国媒体，其产品生产和销售同样执行着经济学中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和通用法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哪些商品投入小产出大，就着力经营哪些商品（新闻）。
按照美国人斯梅塞的观点，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买主。这样，新闻及其他信息实际上是一种连结受众和广告商的“媒介”，诱使受众全神贯注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来，成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影。[52]
面对当前来势汹涌的市场化浪潮，无论是操作方式、运营模式还是编辑方针等，我国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中，媒介成为制造并销售文化产品的工具，为了能大量获取资本,即必须刺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根本的刺激方法便是“制造欲望”给受众，让受众觉得进行某种消费是必须的、理所当然的。
为了迎合受众消费娱乐的欲求，媒介将作为“享乐文化”典型符号的女性形象极尽所能的进行夸饰。对于与女性有关的信息，媒介传播在文本上更多地提供那些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报道；在形式上则更多地倾向于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图片，营造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时空。
实际上，媒介对受众“制造欲望”改变的不是受众的肉体结构，而是其对物品、消费行为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一途径，媒介成功的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追求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和人的权利，这一点勿庸置疑；但是，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媒介传播，从满足男性的感官需要出发来界定女性美，仅仅把妇女当作审美对象或消费对象，潜在地将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具体到消费选择上来——它通过提供以“浪漫的个人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这种“浪漫的个人主义”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浪漫、个人问题、流行音乐等消费活动上，并将个人“主体”与群体分隔开来。
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隔大大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信息的批判能力，为了吸引消费，它对这种“美”进行利用和复制，从而也否定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全面感受，限定了妇女的发展。
第三，社会文化塑造了个体的性别意识，但在媒介文化中，女性自身的主客体关系遭到扭曲，因而很容易被性别成见所俘获。
前文的分析回答了两个问题，即“受众为什么要看”和“为什么选择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那么，女性为什么会甘于这种被看的地位，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对个体成员性别意识的塑造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
性别意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性别本质的认识，它强调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的，是后天受外界影响形成的，即一个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文化规范的结果。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因为覆盖面广、信息传递迅速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化的教导性决定传媒所表达的文化规范和价值理念，对受众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建构女性形象的过程中, 媒介不同程度地带有对社会性别的预设和假想。传者如何对主题进行选择性陈述、如何表述其性别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受众会根据传媒所构建的性别意义、模式和特征来进行自我塑造和性别意识的定位。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从性别意识的形成这一角度，将“被看的女人”一说进行了发挥,她认为男性主体是媒介文本的观者,而女性则是被观看的客体。其中，包含着三重意义的“看”:即男导演、男主角、男观众。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女性观众的审美经验基本已被男性社会所长期驯化,并主动地向男权投靠和认同,因此女性逐渐失去了她们自觉的女性意识，雄变为“男性观众”。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显然，大众传媒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是为迎合男性口味和欣赏习惯及心理需求而设计的，女性在其中明显被置于对象位置，即主体被客体化了。这一主客体关系扭曲的直接结果便是一系列“性别成见”的产生。
在一些大众媒介中,女性常以一种边缘角色的形象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害人者,受众看到的或听到的也大多是女性受伤的泪水和悔恨的叹息以及记者为之所表达的并不由衷的同情和惋惜。美国特拉华大学传播学教授辛格诺瑞丽（Nancy Signorielli）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媒体对性别身份的影响，在于媒体提供了压倒性的信息表明女性更关注约会和罗曼史,而男性更关注职业。在电视剧中男性处于工作状态的比例为41%,而女性为28%；电影中男性达到60%,女性则为35%。在电视中讨论罗曼史的女性占63%,男性为49%；而电影中女性65%,男性38%。尤其在电影中,也包括电视和伴随的广告中,女性的外表被频繁地评论,在电影中有58%的女性角色被评论到她们的长相,在电视中有28%,广告中为26%。[53]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的负责人孙秋萍也曾指出,目前媒介对妇女的报道存在着边缘化、报摊化和泡沫化的现象。
当今中国媒介动辄以醒目的标题和大量篇幅，过多过滥介绍各种消费时尚，无疑是对“女性客体化”的推波助澜。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男人因才能获得赏识，女人因美丽而拥有魅力。这样的性别成见等于告诉女性：美在女性那里是有价商品，它可以为女性带来青睐和财富。可以说，这种女性性别有价观念经由传媒的广泛传播，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带来一种生存压力和误导：一方面，面对传媒不断推出的难以企及的美的形象，女性总有对自我形象关注和对比的心理压力。这种总被审视的客体地位，不利于女性对自我主体价值的认识和开发；另一方面，女性被传媒不断推出的美是女人资本的故事所诱惑，认为美是女性生存的最大价值和追求，从而在自我价值认定上崇尚唯美主义，影响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参与的投入，无形中强化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被观赏性和从属地位、女性在追求美丽中的易操纵性，美丽即可获得幸福等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就业、婚姻、社会生活领域中，对女性年龄和形体的歧视。
由此可见，渗透于文化各领域的各种意识形态帮助了各种机构塑造了社会个体的性别意识，并再生产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利用隐性或显性的性别成见重塑了女性的“主体性”，从而使她们自愿接受了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甘愿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从而接受那些看来与她们的社会利益不相一致的观念。正是在这种“被看”的女性形象的表现过程中,媒介复制了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权力结构。
第二节 游离在颠覆与重构之间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困境 女性研究在学术界发展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难，而一些女性学者工作的重点正是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或是迂回于这些障碍，同时它还要顶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这需要女性主义学者们的努力与协作，还需要时间、耐力、良好的道德观与才干。
——刘霓 《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
目前，伴随着妇女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妇女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主流学科。而在我国，妇女研究进入主流学术殿堂的路还相当遥远，这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尚未摆脱“男性本位”的文化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使人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加以纠正。
中国大陆关于女性与传媒的研究始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在199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的研究报告，这是第一份出现在中国大陆传播学学术刊物上的具有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关于媒介与妇女的研究报告。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孙五先女士组织了9篇关于媒介与妇女的论文、研究报告，发表于当年刊物的第二期，形成了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四期又推出6篇关于研究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新闻报道的文章。
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由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伯红女士任课题组长。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女友》杂志、主流报纸、京剧、电视剧、中小学课本、非主流小报、杂志封面、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1997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
1998年《妇女研究论丛》第１期开展了由胡传荣发起的有关我国妇女研究现状与前景的讨论中，某些学者提出了妇女研究“调门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的看法。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时至今日，女性主义仍以“后现代”身份出现的边缘课题，即使是在热点频仍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传媒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距离显学地位也还处于“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
一、全球与本土的矛盾——从现实文化语境来看
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历程，任何异己的话语最终要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往往，“在接触某种新话语之初，人们是被动的、受话语操纵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操纵和篡改话语，先是教条主义，而后是修正主义” [54]。
如本文第一章第一节所述，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必须解决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既是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也是我们自身语言与生存处境的变迁，因而不能也不必局限于西方学者的分析与阐释，而应将“女性主义”置于“中国本土的语言生存中加以探索” [55]。
在受传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国社会之中，性别压迫呈现出一种隐性性状，简单地用单一的“压迫－解放”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妇女的处境与反应是不全面的。而在视家庭成员为家长私有财产的西方文化中,男女两性对峙的不合作的状态,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抗是显性的。加之五四运动至今的“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所谓的“阴阳大裂变”，“女权”已经凌驾于“男权”之上，再提倡妇女权利已经过时。
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活动都是显示社会生活的反映。面临同样的时代语境，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无法躲避这样的尴尬：
一方面，中国具有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但却移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并用于分析中国新闻传播中的女性问题，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嫁接的痕迹。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以西方主流社会女权为参照点,不仅使其在解释与之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现实时勉为其难,而且令研究呈现出脱离社会宏观环境、缺乏深层次开掘的不良特征。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话语的多元与一元矛盾给中国的大众文化增添了斑驳的色彩，女性传媒研究者既希望走多学科相结合的本土化研究道路，以赢得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阵营，又需要集合世界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她者声音”，与传统的男性话语媒介相抗衡。
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调和历史与现实、借鉴与创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正苦于两重困境之中腾挪跌宕，尚未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回避了广阔的社会语境，而从对传媒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中窥豹一斑。但是，同社会宏观环境的脱节使得女性主义研究的许多问题只能停留在表面化的描述而无法给出深层次的解释, 仅仅停留在就妇女论妇女的研究阶段,而对妇女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包括对我国诸多妇女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讨，也令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难以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并有效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传媒中女性研究的影响来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其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描写躯体，以身体写作的方式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用镜像世界进行自我观照和自我体认，在“同性恋”的高潮体验中虚化男人。2002年8月由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研究”研讨会，经过调研和征集，给定了一系列议题，其中比较醒目的是“为什么女性主义在中国学术界不被广泛接受”；有意思的是，这一议题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首先，文学对新闻传播学有着天然的影响力，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现有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依赖”，使其在理论上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与冲突：女性要成为“抗拒的读者”，在自我暴露后同样被置于“被看”的境地，在自恋狂欢后不可避免的由“天使”变成了“疯妇”；在很多时候，女性主义者矫枉过正，不是要求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另一半，而是取代男性甚至超越男性成为对另一半的统治者，从而偏离了对人性的关照。理论上的激进实旨在贯彻中要求以一种女性一元论取代另一种男性一元论，而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两性之间平等与合作，这一自身矛盾经常成为女性主义被攻击的致命弱点。
其次，当今中国文坛上一些所谓的“女性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女性主义的初衷，堕化为吸引看客的情色写作,甚至有些标榜“以性别为抗争”的作品实际上沦为了“用性别作卖点”的纯“身体”写作。2003年6月19日起，广州某杂志的一位女编辑以“木子美”的笔名在“博客中文站”开辟了一个网上空间，发表名为《遗情书》的私人日记，记述其与不同男性之间的性爱经历。如此偏激的“抗拒的读者”不免引起读者的抗拒，更加剧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与排斥。上述“创作思路”蔓延到媒介作品中，无形中对媒介产品制作者产生影响，助长了媒介对于女性的歧视。
此外，女性形象分析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随机翻阅了12篇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论述文章，有10篇都是以女性形象分析为基础而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同样影响了女性传媒研究：本文第二章量化分析的116篇样本文章中，大多数都涉及到了媒介（特别是广告）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一事实说明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并未脱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过于倚重文本分析的藩篱。研究方法的单一使得目前的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缺乏振奋人心的创新点和宽广的视域，这也是研究难以深入与扩展的硬伤之一。
三、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一门学科要想形成体系，方法论的研究必不可少。目前西方女性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七种：深度访谈、田野工作（又称人种志或参与性观察）、调查研究、试验研究、跨文化研究、内容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等。女性学者舒拉米特·雷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认为“女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视角”，“常常将作为人的研究者包含在研究过程当中”，“努力再现人类的多样性” [56]。
以此为坐标我们不难推导出以下观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强调从女性的自我经验出发,强调研究者作为主体的介入以及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虽然着眼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但它是一种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社会而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人类学家阿德纳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说明:“男性范围和女性范围恰似相交的两个圆,它们有各自独立的部分(男女各自拥有的),同时,又有重叠的部分(男女共同)。” [57]男女不可能完全对立,但差异总是存在。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各个层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揭示女性所处的困境，昭示提高女性地位、赋予女性自主权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在方法论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大多数研究者偏重于吸收西方女权主义对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与男权社会整体二者间利益相左这一观点，将“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强调二者各自拥有的独立的部分，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共性，即阿德纳所说的“重叠的部分”。其实，男性自身也是男权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我们没有理由把文化和制度的性别后果都归咎于男性，这些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常年不散也跟许多女性持守着传统角色或者从传统的性别规范要求男性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研究者都承认男女两性的和谐是多元化的基础，但在研究实践中又习惯性的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对立起来，这样背离初衷的“性别二元对立”思想直接导致了“重解构、轻建构”的单一批判视角，因而其论述常常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反而破坏了女性主义最根本的多元化原则；同时，由西方女性主义引入的论争式的、尖锐的批判话语，与中国知识界传统的中庸、阴柔的学术话语习惯也发生了冲突，这也是女性主义尚未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接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结 语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仍是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麻痹和弱化女性的性别文化批判力，以使现存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统治更为坚固和合理的角色。因此女性主义认识到要想保持大众传媒中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并不能寄托于社会“女士第一”的绅士精神，而应来自传媒中深层意识的彻底觉醒和成熟，来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
媒介只有具有了女性意识，塑造自信的、快乐的、主动的、独立的女性形象，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想法，倾听和记录女性声音，最后将女性文化的含义固定下来，才能创造没有“歧视”与“偏见”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媒介中,如何找到被男权媒介所遮蔽的女性的表达方式,从抒写无性别体验到展示五彩缤纷的极具女性意识的体验，不仅是女性主义研究者面临的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生态平衡的一道大题。要想彻底的解放女性自身，必须以女性视角直面大众传媒，用女性敏锐力来解读媒介文本，而不是简单地用传统观念简单的理解“妇女问题”。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参考文献：
, 1.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
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3.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及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4.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5. [英] 尼克·史蒂文森著，王文彬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一版。
6. 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 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8. [德] E·M·温德尔著，刁承俊译：《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一版。
9. [美] 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0. 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
11. 樊凡、单波主编：《中西新闻比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12. [法] 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毅：《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3. 沙莲香主编：《中国女性角色发展与角色冲突》，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4.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一版。
15. [美] 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6. 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17.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男性统治》，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 18. 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19. 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版。
20.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21. 黄育馥、刘霓：《e时代的女性——中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22. [美] 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3. 皇甫河旺等：《传播研究新视角》，风云论坛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24. 郑福林：《大众文化批判》，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92年第一版。
25. 戴光元、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26. [美] 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27. [美] 埃弗雷特·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28. 顾潜：《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29. 刘九洲：《新闻学范畴引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注释：
[1]圣经《Holly Bible》，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版，第2－3页。
[2]在一次美国方言学会举行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中,“她”以绝对优势战胜“科学”等候选字,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
[3]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页。
[4]Cagatay, Nilufer, Caren Grown, and Aida Santiago, Nairobi Women’s Conference: Toward A Global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12, NO. 2 (Summer, 1986) P. 401-402.
[5]《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6]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仅出版了两期即被封闭。在上述北京地区的110种妇女报刊中，52％的出版时间在六个月以下，连续出版一年以上的只有31家，连续出版六年以上的仅有2家，持续出版300期以上的仅有4家。
[7]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一版，第262页。
[8]《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2001年9月4日。
[9]黎信译，载马戎、周星主编：《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46页。
[10]单波、周灏：《新闻“女性化”的真相——解读<时代>的女性封面》，《武汉声屏》，2003年03 期，第27页。
[11]同上
[12]周宪语
[13]这16种期刊分别为《妇女研究论丛》、《现代传播（北广学报）》、《当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含山东分院）》、《中国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社会》、《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浙江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
[14]张雯：《女性主义、第三类女性与大众传播》，《现代传播》，2003年02期 第47页。
[15]潘一禾：《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他》，《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06期，第21－22页。
[16]徐敏，钱宵峰：《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03期 第22－29页。
[17]童芍素、胡晓芸：《正视现实正确评价正面引导——中国大陆广告传播与女性问题的相关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三期 第30－38页。
[18]解玺璋：《新女性的神话：重新拥有自己——95电视剧女性形象评述》，《当代电影》，1996年05期，第93－96页。
[19]胡志毅：《刻意挖掘当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境界——电视剧<中国空姐>中的“女性意识”读解》，《现代传播》，1996年01期，第55－57页。
[20]刘丽莎：《阅尽人间春色——电视连续剧<全家福>的女性形象》，《电影》，2001年01期，第46－47页
[21]陈力：《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中国电视》，1999年11期，第6－8页。
[22]何祖健：《李少红电视剧女性意识两重性的文化学透视》，《当代文坛》，2003年02期，第86－88页。
[23]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02期，第35页。
[24]徐媛：《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浙江学刊》，1998年02期，第85页。
[25]刘伯红：《部分报刊性与暴力描写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浙江学刊》，2001年04期，第107－111页。
[26]“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课题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陈崇山，卜卫执笔，《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03期，第14－18页。
[27]沈美华：《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02期，第47－51页。
[28]林林，张玉川：《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从凤凰卫视伊拉克战争报道谈起》，《现代传播》，2003年03期，第26页。
[29]罗婕：《足球女记者成为另类风景——论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报道中的角色错位现象》，《当代传播》，2002年01期，第83页。
[30]凌山：《大众信息从哪里来》，载于《世界信息报》1998年1月12日。
[31]张同道主持：《北京青年女性视野中的电视娱乐节目(调查报告)》，《当代电影》，2001年03期，第92－103页。
[32]闫凯蕾：《潮流与风向标——青年女性的收视模式及其变异》，《当代电影》，2001年03期，第108－109页。
[33]黄蓉芳：《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03期，第29－35页。
[34]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61页。
[35]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戴尔（R.Dyer）：《作为传播的广告》，伦敦，1982年，转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一版，第213页。
[37]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259页。
[38]刘伯红，卜卫，陈新欣：《试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男女角色定型》，《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02期，第19－24页。
[39]吴华：《女性网络用户信息活动调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02期，第12－17页。
[40]同[13]。
[41]王小波：《从一次谈话节目看电视传媒中的性别意识导向》，《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02期，第43－46页。
[42]郭玉琼：《女性启蒙理想的失落——谈电视剧<橘子红了>中秀禾命运的叙述》，《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02期，第43－45页。
[43]采薇、梅林：《儒家文化中被淹没的女性声音——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的文化反思》，《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9年02期，第58－59页。
[44]杨瑞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国际新闻界》，1998年03期，第17－19页。
[45]金一虹：《从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看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02期，第15－22页。
[46]赛来西·阿斯玛：《妇女报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影响》，《当代传播》，2002年04期，第34－37页。
[47]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48]王钰编著:《新闻广播电视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49]艾华:《大众传媒中的妇女与性》，李小平等主编，《平等与发展》，“性别与中国”第2辑，三联书店出版社，第109－110页。
[50]王岳川:《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话语》，《文化研究》,2000年第02期。
[51]赵彦：《对大众传媒中女性文化与女性观的透视》，《学术交流》，1997年第05期，第140-142页。
[52]单波：《“今日美国”财经版经济报道特点简析财经版经济报道特点简析》，《当代传播（北广学报）》，2003年05期，第43－44页。
[53]Nancy Signori Elli, Signori Elli Study: Work, Romance, and Dating, A Focus on Appearance [ＥＢ/ＯＬ]. http:// www. media and the family. org / research / fact /media effects. Html (2002-08-21).
[54]金元浦主编：《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70页。
[55]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58页。
[56]参见S. Reinharz,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40.
[57]同[4]。
文章出处：论文中国。
|
上下篇 |
|
上一篇文章： 关于安全意识的哲学研究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当前文章： 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
相关文章 |
|
关于安全意识的哲学研究
当代文化的危机
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
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
善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
|
|
